养猪场困局，不是在污染

这个国家传统猪农n代人深陷的困局，不是单一的原因促成；而是至少有五大环环相扣的领域：一、地契期限；二、养猪准证；三、投资意愿；四、排污处理；五、政治喧嚣。

目前知悉的一个演绎情景是：有的时候，政党领袖没事找事，地契期限短暂，养猪准证（随时）可能收回，因而影响了猪农的投资意愿，排污之处理往往也就顺理成章搁置一旁了。

设身处地为猪农想，这一道计算合理不过。说到底竟，任何生意，皆需算计融资的成本和回收。一本万利，纵然杀头，也有人抢着做。反之，风险隐约可见，谁会乐于投钱？

但是，源头的根本缘由，不得大家重视。相反的是，我们习惯诉诸政治的人脉管道，应对技术和专业的考量。唯经历政权替换之后，在野党转化执政党；从执政党转成在野党的阵线，身份尴尬，不成气候，无力抗争。

认识这些，自可明白，二师兄污染环境之说，要是得以治理，结果自然大不一样。毕竟，国外经验足以佐证。否则，遵照同一法则，不但畜养牛羊，必须禁止；油棕厂和稀土厂，亦得遵令停工，还我一片净土。

事实上，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如果稀土厂和油棕厂得以永续运作，何以养猪场不能如常继续？

何况，想当年陈祖排博士身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期间，半岛城市及乡村规划局早有一套列号3/97的指南（Garis Panduan Perancangan Perusahaan Ternakan Khinzir），鉅细靡遗地指引养猪场的设计底线。

规划局总监再奴丁莫哈末在指南序言乃说：内阁同意……各州政府需要鉴定集中养猪场和下游设施之建设。（Jemaah Menteri telah bersetujui supaya …Kerajaan Negeri perlu mengenalpasti kawasan pemusatan ladang-ladang khinzir termasuk segala aktiviti yang berkaitan dengan perusahaan khinzir seperti sistem pengolahan sisa, pejabat veterinar, rumah sembelih dan pusat pemprosesan.)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胥视于宪法赋予的权益、国家政策的方向和定位。怎么说，猪肉确有一定的市场。倘若我们养猪得法，供应超逾本土的总体内需，也许以后还能出国海外，从中赚取丰厚的外汇。

看到这里，当知养猪场的困局，不是在污染。政府的责任，在于如何鼓励猪农坚守岗位，而不是不断试图终结他们的生计。要是农粮部副部长陈泓缣和各州行政议员连这一点，都看不明白，赶紧第一时间引咎辞职让贤，何必搞到全部人没官做。。

李光耀不陪，你玩Mykiosk

路边摊是发展中国家城市一道常见景观。怎么处理，各国都有大相逕庭的政策和方略。新加坡的模式，一切讲究秩序井然：完善规划，严厉执法。《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有此笔记：

“（60年代）数以干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熟食，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贫民窟。”

“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我们发出熟食小贩执照，把小贩从人行道和马路上移到附近严格建造，备有输水管、阴沟和垃圾处置系统的熟食中心。到80年代初，所有小贩都获得徙置安排。”（页200-201）

马来西亚也有徙置计划，唯因选址不当，一旦搬迁，生意门可罗雀。此外，因为顾忌票仓，行动往往没有结果。理解这点，自可领悟Mykiosk的设计，从一开始，存有先天不足；乃至反贪污委员会眼下要提出五点建议逐一改善。

尽管如此，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始终不愿承认计划华而不实，自辩一再推搪；2025年5月9日甚至因此下令所有必须在30天内把所有销售亭出租。然则，Mykiosk到底，多了不起，怎么只能单凭报告的统计？

如果不能现场视察，通过新闻报道，总能明白。何况，除了价格，实用或不，应该追踪的环节，还有种种提问。一经据此全面调查，整合发布，自能看出确实的绩效，从而回答：

一、租出记录，共有多少？

二、未租单位，何时处理？

三、租出单位，营业几档？

四、营业档口，收租总计？

五、档口配置，是否适用？

六、所有单位，损坏几成？

七、档口停业，毕竟何故？

八、地方政府，几时回本？

九、非法小贩，可曾减少？

十、营业地点，有多塞车？

如此这般，逐一审视，自可觉察纵然Mykiosk 提升至3.0，对市容只有减分，不会加分。正因这样，一个新加坡半个世纪以前解决的问题，历经漫长的50年之后，我们还在拖沓逶迤，甚至一掷两亿试图纾解。

城市纵然因此翻新，一切就将立马改变吗？读到这里，希冀倪可敏不会急召总编辑当庭训话，那就谢天谢地了。

漂洋过海来打你

就像冰块溶化的临界点，选民的支持也有一道门槛。2018年希望联盟初次上台。民众全是血脉贲张，甚至愿意等待政策的转变。然则，不久之后，市场逐渐都不耐烦了。那个档口的马来小贩的调侃我记得：没希望了。（Tak ada harapan）

语带双关所指，入耳一听，立马就懂。所幸喜来登偷袭成事之后，暂时舒缓了急升的民怨，转而集体憎恨国盟和希盟的叛将。但是，2022年组成团结政府，希盟的基本盘迅速流失，何时解体，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行动党政策主任陈泓缣说得透彻，308政治海啸红利已尽。事到如今，现在甚至还有党员会担心再茶店时被骂。毕竟，所有当年承诺的种种改变，如今一一追溯，都是该骗：永久地契、地方直选、承认统考，别再提起。那么，今后还要什么卖点？

上一代的沉痾宿疾，兜兜转转，下一代的教育仍是拖棚歹戏，陷入困局。一方面，我们听到人才的奖掖；另一方面，一个个榜首的状元仍然不能入读大学预科，遑论医学系。南辕之言，北辙之行，说明什么，论证什么？

股市疮痍，外资进出，经济没有好起来。疲弱的马币从悬崖地滑落，稍有改进；但是，百货通膨，处处涨价，也不见新劳到来吉隆坡，而是马劳继续蜂拥列队浩浩荡荡南下淘金。

民主被稀释了，公正被冷藏了。面向诘问，因为曾永森上身，盟党一边“宁可站著死”，一边都可以跪著生。看在眼里，华社的耐心耗完了。有谁还会相信大选宣言的踌躇满志？

政权n次更迭，从未触及结构的根本；汤换药不换，仅见政客轮流上场，苦涩的现实，一如既往。退让的底线，甚至再没有底线：赵明福案无需跟进，放过；国立大学华裔学生录取率大减，问过；电费起价，闪过；静音状态，通过。

那个临界点就快走到最后一里路了。方向摇摇摆摆，要往哪里开去？当年的雷霆万钧，洋洋洒洒，网上还有视频。可惜，所有不吝溢美之词的一柱擎天，最终都被翻篇了。

打败希盟不是国阵不是国盟，就像打败火箭不是马华更不是民政。希盟是败在希盟手里，火箭也是死在火箭手中。鱼臭是鱼头臭起的，这话说得一点不错。一旦民兴党起兵，漂洋过海来打你；火箭还有好日子吗？

仓促决定，六岁入学？

六岁入读小一，必然是教育部的爱迪生们，灵光一闪仓促而来的建议。时光荏苒，眼下2026年剩下11个月，部门是否已经准备就绪，应变下一个学年？仅从既闻宣布的反反复复，自可觉察蹊跷。

开始，教育部长法迪娜澄清，年满六岁的学童如果想要提前一年入学，必须通过测试。随后首相安华透露，唯恐测试造成歧视，法迪娜建议取消，简化入学流程；“不过，我们仍需监督教师和家长的责任”。但是，如何监督呢？

一下子多了四、五十万新生；师资和设备，是否足够，思之自明。应答国家诚信党四加亭国会议员阿米诺胡达提问，教育部长身在国会说：教育部将加快任命合约教师的流程。财政部则会额外拨款8亿令吉，用以加聘1万8000名DG9级别新教师。

硬体所需拮据，怎么处理？部长说，教育部计划增建课室。副部长黄家和则言准备借助工业化建筑系统（IBS）加速之。可是，一夜之间，土地不能增长，空间有限，校园岂有可能变大？安华只好挺身缓颊：教育部正考虑重施上下午班，缓解拥挤。

然而，课本打印，谈何容易？而且，2027年学校课程将在第一阶段引入新科目《自然与人文：综合学习》。这是一门融合科学、健康教育、音乐与视觉艺术，甚至结合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TVET）以及数码元素的学科。这些，都OK了吗？

好了，这边多了n万的学生，学前班的自然随之少了。往前推算，到了中学，六年之后，则将倍增。一加一减，如何调和，说实在话，爱迪生们和小拿破仑们心里恐怕都没有确切的主意，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何况，这个国家的家庭户口正在缩小。举例言之，《吉隆坡2040年结构蓝图》报告：2000年，每户4.2人。2020年，跌至每户3.5人。2025年，则是每户3.2人。2040年可能降至每户3人。遽然的变化之下，学校还能招徕足够的学生吗？

教育经国的百年之计，不能随随便便，将就将就；教学，也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需要全面的规划，才能健全运作。反之，一旦开跑，必然兵慌马乱，甚至溃不成军。

看到这里，想到这里，如果想要把家有六岁稚龄的孩子推前入学，浅见以为，稍安勿躁，才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