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一出场，注定就是天生的主角。大场面，大动作，大荧幕，大制作。卡巴星的入行，正是如此。学成归来，接手的案子一个个都是棘手的，让他马上显出孙悟空大闹司法宫之真功夫。
从一开始，他面向的挑战，不只是到来求救，处在法律背面的共产党员家眷，他同时需要周全地应对国家安全的法律机制。他小心翼翼游走在两条钢线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的支点。
1974年6月，总警长阿都拉曼在吉隆坡敦霹雳的街头被两个年轻人狙击，接踵而来的那一系列演绎，确是他生平之中难忘的体验。事发之后，文冬战营的共产组织出面宣称全权策动。
17个月后，1975年11月，霹雳总警长古传光跟着也在怡保大街为两位身穿学校制服的青年射杀。两宗惊天动地的血案，震惊了全国，轰动了国际。“学生杀手”（schoolboy killers）成为缉捕的目标。
最终，马共党员黄福南（Ng Foo Nam）和林文昌（Lim Woon Chong）先后落网了。心急如焚的林文昌父亲，马上求救于卡巴星（页41-43）。从那一刻开始，他成为众多地下游击士的辩护律师。
那诚是一个举步艰难的时代。卡巴星是道道地地的律师，知法而守法，立场坚定，一如既往。黄福南和林文昌不然。他俩坦言唯有血路，革命才能完成。对此，卡巴星总是不以为然。
开庭了，黄福南和林文昌摆出不合作的姿态。他们甚至罔顾庭令，不愿在开庭前后竖立示敬。卡巴星也因此受累，左右为难之下，几经思虑，他最终不得不从本案引退。
黄福南和林文昌心无旁骛，要求卡巴星毋庸小题大做，尽了人事，就可以了：人生自古谁无死，你鞠躬尽瘁，我们死而后已（you only die once，you do what you have to do and we’ll do what have to do，页46”
事情到了这个阶段，卡巴星还能说什么，卡巴星还能做什么？WE Balasingam最后奉命代辩，林文昌看不到卡巴星，为之激愤，把一只拖鞋抛向法官，大嚷Bala滚蛋。
长话短说，1978年3月23日法庭宣布两人死刑，林文昌也同时被控谋害总警长，尽管行刑之前他后来向天起誓，阿都拉曼之死，实际上与他无关，他是清清白白的。（页49）
该做的，他都做了。该说的，他也说了。Tim Donoghue 著的Karpal Singh：Tiger of Jelutong （新加坡：Marshall Cavandish；2013）笔录，卡巴星怎么也忘不了最后一夜在bilik akhir的见面，他屡屡道歉救不了他俩一命。
林文昌心无顾虑一笑置之：“卡巴先生，眼下的这一切际遇，我们的心里一早料着了。我们坦然伸头准备被砍。牢房墨守的那些陈规和仪式，其实都是多余的。今晚我们放歌，明晨我们上路。” （页49）
富都的大牢，那些年月，卡巴星进进出出；凭靠过人的胆识，秉持专业的知识，一次次地智战法院。他的律师楼，说不定正是为了紧紧地守护着生命和尊严，就在牢狱对面。“星爷”这个名字，他实实在在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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