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学林书局的谢满昌先生新近出版了中国学者黄元焕副教授翻译的《马来纪年》。我在这本16世纪柔佛宰相敦·斯利·拉囊(Tun
Seri Lanang)笔下的文章，读到这个故事：
……“毛虫” 敦·慕希乌特一汀学念经典，“由于马来语腔调难改，发出的语音太浓浊，老是走音走调。毛拉反复教了几次，还是改不了，终于失去耐心，发起脾气来。他说：“你这位‘毛虫’敦·玛伊的舌头太生硬，我念的一套，你念的又是另一套。”
“毛虫”心里不服气，即脱口应道：“大人，要我仿照你的语言发音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语言。你学我的语言也一样。”毛拉说：“马来语有什么难学？我有哪个词发音不准?”
“毛虫”说：“你试念念：kucing（猫）。”毛拉跟着念道：“kusjing。”“毛虫”说：“你就发错了音。你再念：kunyit（黄姜）。”毛拉跟着念道：kunit”“毛虫”又说：“你再念：nyiru（圆羽垫）。”毛拉跟着念道：“niru。”
“毛虫”即对他说：“你的马来语发音哪里准？我学你的语言发音不准，道理相同。”毛拉听了气得两眼发白，他说：“我教你这个‘毛虫’敦·玛伊一次，以后再也不想教了。” ……
世间可笑的事，尽皆如此。看到《星洲日报》取笑刘会洲先生的报道，我突然想起这段经典的辩驳。就算刘先生的国语、英语发音不够完美，那又怎样？我更在于的是我们领袖的中文的苍白和华语的刺耳。
我曾在诗巫有幸听过刘先生流利的英语和福州话，都好。据知他也能掌握一定的伊班语。要是伊班同胞可以凭此和他沟通，国会的议员怎么还会故意贬低他的语言能力不成？
而且，流利不流利，标准不标准，还在其次；《旧约·约伯记》乃说“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诬害我的计谋”（21:3-27）。
既然如此，我们首当关注的是，流利和标准的内容究竟是否是据理力争，是否是据实说话。不怀好意量身制作如此“独家报道”的记者和编辑难道不会脸红吗？“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恶人住过的帐棚在哪里?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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