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个精明的商人，大马首富郭鹤年在《郭鹤年回忆录》说的批的点的凭的，点点滴滴，都是一代商人之看法：腐败的领袖往往用快速兴国合理化自己的朋党主义，摈弃国家的招标标准规范，反之，将计划随意交予自己友。
那样的沉痾宿疾，这些日子我们看得实在太多太多了。想起了那些年的淳朴，眼下的这些实在让郭鹤年太感伤。他提起东姑为自己的一名扑克牌友的税务，写信向财政部长陈修信求情，陈修信一丝不为所动，东姑显然也没有假公济私，咄咄逼人。
朋党不然，狐假虎威，阿谀奉承，希望从中得到本身的好处，甚至试图影响政府施压银行，放贷他们坐拥的工程和计划。这么一来，所有的评估自然再不独立，如何觉察生意的生机呢？
到底是个踏实的商人，郭鹤年一早看出了这个国家的桎梏所在：种族主义，变本加厉。早在1975年9月，他尝试和时任副揆的胡申翁坦诚对谈，表达了他的忧思所在：
“我恳切您，胡申，选贤与能……不分族群，不论肤色，不管宗教，唯才是用。反之，胡申，现在的方向，扶持过度了。语云：慈母多败儿，不但不能成器，而且骄横不逊。”
语句诚恳，一语中的。治国、经商，本来都是这样。《孙子兵法》说的确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可惜，政治除了理性的坚持，还有选票的顾忌。胡申翁显然也有他的为难之处。《郭鹤年回忆录》笔录：几分钟了，胡申翁静静地坐着；然后他说，“抱歉，罗伯（郭鹤年）。我做不了。依马来人的想法，他们接受不了。”
错过顺势之转圜，接下来的演绎，我们都熟悉。快乐的首相东姑随后不快乐地下台后，那是另一个国度的分水岭了。官场的用人唯亲，行政的处处偏袒，郭鹤年在书里透露，他全一一地体验过了了。
另一方面呢，条例和税务，显然没有充分地惠及商人。算盘一打，郭鹤年马上算计了成本和效益。1970年代开始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当中的关键所在，郭鹤年坦承，攸关税率：“如果你挣得一块钱，你只勉强留得住50分。”
反之，立足香港，公司所缴之税，只有17%。换句话说，郭鹤年旗下集团所赚取每一块钱的利润，省下了33分之多，可以用作倍增资本，扩充香港郭氏兄弟公司的营业。设身处地地想，郭鹤年会怎么做，还不明白吗？
如今新加坡政府显然汲取了教训。个人所得税，也调整了。身在新加坡打工，首两万星币，毋庸缴税，接下来的一万，征税不过微不足道的2%。2017年以前，新加坡设定的最高税率20%，如今提高至22%，远在马来西亚之下。
到底是个睿智的商人，摠佞谄谀谗贼慝险，他都知道。规划的不当，管理的覆辙，他看得多了。他不是唠唠叨叨，卷帙浩繁之言，连篇累牘之语，鉅细靡遗的字里行间，说的是浅显的道理；可惜，兜兜转转，不知何故，总之朝廷的领导似乎还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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