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在身，鲁迅1936年9月5日留下的七条遗嘱，曾有“不是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之语。
是年10月19日病逝，身边的友好终究不忍，公开违背了他的意愿，由蔡元培先生、内山完造、宋庆龄组成了13人的治丧委员会。22日举殡，“一部（分）小学会的年龄太小了，他们却也要步行来送葬”。
上海书店复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的那一本《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上海书店；1979），摘录了万众的哀伤，也点算了民众的激情：身处白色恐怖的高压时代，团体丝毫不理，五日之内，19477人到来上海的万国殡仪馆瞻仰一代巨人。
一个人生前的言行和修炼，恰是这样，决定了他死后的风景。灵堂之上的那一些摆设、排场和寒暄，表面非常风光；但是，要不是沁入心脾的感动，排队到来祭奠的眼泪，说不定也是造假而生。
认识这点，读者自可领会胡锦昌先生遽然弃世，圈内外的知交和友好纷纷自动自发的悼念，由来何在。眼前的景观，流露了不只是每一个人和他多年的交情，同时显露了他生前的为人之道，确实得到大家出自心里深切的敬仰。
每一回报道，每一篇文章，这个时候，皆是众人真情的表白。知道的，不知道的，一一映现；说得的，与说不得的，也从此流传有情人间。胡总的侠义之心，胡总的豁达之道，点点滴滴，通过字里行间的说白和写真，全部鲜活过来了。
他打这份工，他坐这个位，确实如坐针毡，痛如刀割。夹在国法、上层、同事和作者之间：朝廷的宪章，领导的关爱，政客的跋扈，律师的状纸，流氓的恐吓；他之难为透了，也自不待言。
礼待外特约的作者如此，对内部的战友，他也是这般，以他的肉身逐一挡过。副总编辑王平松所言，反映了他做事的非常风范：如有闪失出错被追究，他只有一个答案：“是我的决定。”因为他勇于承担，同事们都乐意提意见或反建议。
说到底，那可是他卅年在职场的磨练和功力，这个国家每一个角落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有他和他的团队的足迹。从《先生》、《号外》到《光华》，每一个阶段，胡总的作品，融合了广度、深度和气度，他的笔下锦绣壮观，他的版面昌炽光明。
那是用心经营，全力以赴的结果。《光华日报》董事主席林绪通先生所言，亦正是这个意思：胡总6年前加盟，董事部是寄以厚望 ；事实证明他果然不负厚望，让《光华》焕然一新，深受读者欢迎。
完成了，胡总匆匆忙忙50年的一生。那些年酸甜苦辣的记录，那些年跌宕起伏的回忆，他独辟蹊径的足迹，长记这片土地，刻在中文媒体的历史，指引下一代的接班人。
〈有的人〉之经典诗句，既是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个人有感，也适用在念记胡锦昌先生平生的往事：“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的成就，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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